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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2005-01-12)
无数文人学者断言，村庄不能是归宿。今天甚至很少有人去讴歌土地和村庄了。那里曾经是诗人产生灵感的地方，现在却成了被遗弃的地方。
一个美国人说，你们中国的农民为什么要用机器去耕田，那样破坏环境。他还说，用耕牛犁田，是一幅多么充满诗意的画。“美国人用机器耕田已经犯了错误，为什么中国人还有跟着犯错误。”按照我的逻辑，这个美国人当然是脑子进水，丝毫不知道用牛耕田的痛苦。在许多日子里，我就觉得放牛都烦人。我父亲一直把耕田看作最累的活。
老人讲过去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无数老年人在懊悔当年没有把握住机会，做一个城里人。许多人只是阴差阳错，就在他的村庄度过了后半生。
解放前，人们都不愿意离村。有一个在首都任职的人，非常有远见，指使一个在他手下吃饭的族人去投奔延安。“这个天下将来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的，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人了。你去加入共产党，将来不管谁胜了，都可以保证我们家有人在朝。”可惜那个时候村庄还是人们的归宿，这个哥们离开南京后没有去延安而是回家了。
五十年后，这位在家里种田的老人依然是一个农民，伴着他的侄子过日子。那个有远见的人，也在解放后换队，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风风雨雨，依然做了一名公家人。显然，他们二人的才华相去甚远，一起比较似乎价值不大。但那个时代能够有这种远见的人毕竟太少，所以那个有远见的人赢得了名声。
当老人们在一起聊天，感慨自己命运不好的时候，都说那些吃上公家饭的人也没有看出有多少过人之处。解放前不管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对时势有多少了解，更甭提什么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是稀里糊涂地上了船。搭对了的人就对了，倒霉的人就把命丢了。解放后，尽管很快就成了二元社会，但机会还是有的。只不过有人赶上了班车并一直没有下来，有些人没有赶上罢了或者上了又下了。
八十年代，邻居从地下挖出一块石头用来搭桥。人们开玩笑说要是是一块这么大的金子就好了。主人家立即说“如果是金子的话，什么不要，只要全家国家粮。”现在的高中生估计已经无法理解这个农民的话语。二元社会给我们打下的烙印实在太深。
改革开放前知识青年下乡是一代人的噩梦。八十年代，知青文学非常流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印象中似乎只有农村基层干部强奸或诱奸女知识青年（当然也有通奸），或者那个反常社会带给知青的痛苦。毛泽东的用意人们很难知晓，但至少让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主题之一。但是，作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给农村带去了什么？据说，毛泽东送知青下乡的另外一个用意和他所宣称的接受教育相反——给农民带去知识。不知道效果如何？
有一个老农在谈到知青的时候，仍然用恶狠狠的语言说，“他们是势利的活典型。今天和你聊天，第二天他回城了，你如果刚好在路上遇见他，他就不知道你是谁了。”“他们打架的时候用刀。”“他们不守规矩，连偷东西都乱来，丝毫不看是谁家里的东西。”“解放前的强盗偷东西都知道不能偷三棚 ——窑棚、鸭棚和瓦棚，因为棚子的人都是穷人。而知青从来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一句话，知识青年破坏了破坏了农村的传统和道德——尽管他们并非首作蛹者，更不是最后一批破坏者。
要让一群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去了解农村的传统似乎过于苛刻。但时过境迁之后，掌握话语权的城里人和所谓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在向世人诉说知青下乡的悲惨命运。没有错，时代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但他们给别人带来的灾难，却被湮没了。
N年以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民入城务工，用血汗铺垫了城市的繁华，但也带来了犯罪和种种不文明的现象。然而，村里人的弱势地位似乎依然如旧。当农民拿不到工钱以跳楼相威胁的时候，新闻媒体称之为“跳楼秀”；法律专家总是说要依法维权，可大名鼎鼎的律师都声称自己逃税；当农民接受不合法的合同的时候，人们称之为农民的素质过低，不知道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国家，制订法律时候都由一帮高高在上的文化人或者说专家一手操办。二十一世纪了，一个村民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到他没有办结婚证。他结婚是在1980年代末期，没有登记领证的话婚姻是无效的。他称身边那帮去领证的人要么是无能，要么是傻。“领那东西除了浪费时间和钱之外，没有任何好处。”他把我所有的质疑一一作了解答。“我领证了。如果我的老婆跟别人跑了或者被人拐了，给我办证的人或者说公安局会不会帮我把她找回来呢？如果我老婆又和别人结婚了，犯了重婚罪，我有没有本事去把她告上法庭，让她坐牢？如果能让她坐牢，我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果离婚的话，她能指望因为有那一纸证书而分得多少财产？”答案当然都是“不能”。相反，“我不领结婚证，人人都承认她是我的妻子。我们一样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有户口。十多年了，没有看出我们的生活和领证了的人有什么两样。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不领证而罚我的钱。”
我不知道该为谁悲哀？他不领证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只有傻瓜才会浪费时间给民政部门送上那笔毫无回报价值的钱。当那批专家和人大代表讨论婚姻法的时候，估计为了维护所谓妇女权益等等而绞尽脑汁。没有想到连结婚证，这个在法律上最基本的东西却在一个农民那里变得一文不值。
当然，谁都知道，农民结婚不领结婚证是要罚钱的。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从来都是谁强谁占便宜。虽然纸上的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但现实总是相反。
小时候六月间在外面乘凉，大人们也多在一起聊天。那是80年代，某人说现在还想舒服就得有一部电风扇，再来点冰好的西瓜。他的话一方面引起大伙的意淫和驳斥。“连电都没有（那个时候已经用电了，但是停电太正常了），就甭说电风扇了，更别说冰好的西瓜，热西瓜都没有。”于是意淫和驳斥的结论都是街上人好。
有时候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种田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养家糊口的唯一途径。有更好的路的人早就不种了。
费孝通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今天的离乡者是优胜者，过去那种对待离乡者的双重心理不复存在。于是外边的人就比屋里的人高一等。
2004年的夏天，一个人死了。许多人参加葬礼。等到出葬的时候发现倘大的一个屋场居然劳力不足。最后好几个五十多岁的人上阵，其中一个是我的邻居。回来后他一方面感慨，太多的人离开了村庄，家里就要空了。另外一方面对外边人不抬棺材表示不满，“外边的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将来家里人也是要别人抬出去的……”。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庄并没有让剩下的人更加和睦。乡村的和谐从来都是诗人的幻境。随着人们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增多，村民的矛盾并未随之减少。尽管再也不会有人去偷柴、抢柴了，打架也少了很多。但那里的争斗依旧。
于是，尽管那个抽象的或者现实的村庄是我们共同的归宿，却从来不影响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的人为了外人无法理解的东西而争斗。
大多数人尽管离村，却舍不得自己的祖业。所以，一个生机勃勃的村庄都快变成鬼屋。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人自不必说，就连第二代人也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死后都要归根。
然而，热爱是一回事，离开她又是一回事，二者从来都不矛盾。在一个等级社会里，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生活要离开那里是理性的选择。住在村庄里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在外人看来村民不可理喻的逻辑、处事方式以及激烈的生存竞争也是优秀者离村的原因。当然，没有人会说城里比村庄太平。
毫无疑问，消灭村庄是国家和村民二者的共谋，尽管后者主观上对“家”无比留恋和珍惜。于是bbs上流传乡村可以是一切，但绝不能是归宿。所以，“为什么我眼中总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逻辑的结果还是，因为爱得深沉，所以要离开她。
21世纪的第一年的暑假，我在地边遇上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回忆往事，谈论理应到来的婚姻。他比我大，没有读初中。在那个年龄还没有成家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事情。他向我讲起他追求婚姻的历史。谈到我的问题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正告我：“千万不要找城里的女孩子。她们都很坏，除非特别喜欢你。”他当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尽管他连初中都没有考上。他的话也是很睿智的。按照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逻辑，他的话当然是荒谬的。
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结婚？在对生活的理解上，半文盲（今天似乎把没有上过初中的人看成半文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实在没有任何区别。
bbs上讨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就是嫁人，如城里的女孩要不要嫁给农村来的男孩，或者到底使嫁穷人好还是富人好。这个话题的热度估计就比处女问题稍逊。其实，这些都使伪命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概念，大可以不必为这些所累。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活法。不过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我发现无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我的小学同学的观念惊人一致，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按照习惯，我应该作为号客参加同龄人的婚礼。但长年在外，我只在高中的时候作过一次号客，那是我的一个同伴当兵。此后，同龄人的婚事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只能由母亲代劳。
一次到一个七旬老人家里吃饭，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母亲老了，在家里办了一场非常热闹的葬事。我惊诧于他当是的态度，似乎只有高兴 ——按照我们的逻辑，母亲死了应该悲伤才对。事后我特意问了我的父亲，为什么那位老人如此高兴？“他自己都七十多了，他母亲到了该死的年龄了；他母亲的晚年没有受冻挨饿，过得非常幸福，他已经尽人子之孝；他父亲死的时候，世人都不敢或不愿去送葬，今天这么多人给他母亲送葬，他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
对许多农民来说，这位老人的母亲的晚年是无数人的梦想。这就是所谓完美的人生晚景。也就是所谓生命的价值。
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在地里铲地，累了想喝水。忽然做起白日梦来，“要是我当了皇帝的话，就在地的这边打一口井，那边打一口井。这样铲地铲到哪边就在哪里喝水。”于是人们就说农民的眼光狭隘。和一个高中同学聊天，他坦言不想做富翁，“小富即安”。按照政治书上提供的答案，那叫做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每念到此，我总想起另外一部人中有多少可以做富翁、工程师、学者或者各种各样的“家”。
用某一部分人做不到而事实上所有人都很难做到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弱势群体，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在强者不给弱者相同机遇的情况下，还要这样去评判一个社会群体，就更显得可笑。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有说，环境造就人。不管什么因素决定，都发现自己永远都被时代所弃。不管世界有多么繁华，都离生活太遥远。为此有人羡慕我，说我的生活四平八稳，从来不与人争。其实一半是因为我的懒惰。生活简单虽然避免了许多麻烦，但也带来了枯燥。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哥们称我是 “典型的中国人”。也许吧。但我自己却觉得自己生活在繁华都市里的原始人，一个在许多问题上没有主见，随波逐流而又懒惰的人（^_^，其实没有必要把自己说的这么不堪）。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民，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跟不上他身边——农村的潮流，更甭提城市了。于是，我看到了许许多多趣事。一个老人的女婿过生日，来问我父亲该不该到女儿家里去。“吃饱了，天下哪有岳父替女婿‘祝寿’（过生日）的道理。”不管丈人参加女婿的生日在父亲看来有多么荒谬，还是有无数人这样做了。我父亲的外甥——也就是我母亲娘家的同房关的侄子（比我父母亲都大）过了之后，父母亲没有参加葬礼。我父亲一直都理直气壮，“难道还让我做舅舅的给外甥送葬不成？”自然，没人可以驳倒这个道理。但是，潮流已经变了，他的行为已经不符合今天农村的道德标准。他经常感慨跟不上潮流，并为此苦恼。
每次回家过年，我都会去我一个小学同学家里。同学的父亲曾经是志愿军，对党有着非同一般的虔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大部分年都是在吵架声中度过的。父亲和母亲吵，父亲和儿子吵，母亲和儿子吵，儿子和儿子有时候也吵，家里人不吵的时候父母亲同村干部吵。风平浪静的年头非常少见。我非常理解我的同学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同学的父亲生活一向艰苦，却用尽他所有的力量要把他的孩子送出那个村庄。他的逻辑非常直白：中国不需要这么多人种田。
对于我的同学来说，离开村庄当然不仅仅因为中国不需要这么多人种田，更重要的是农村实在太愚昧，太没有生气。如果谁希望体验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中的许多角色是最佳的选择。那里有许多绝望的祖父母、父亲、母亲、妻子（媳妇）、丈夫、儿子、女儿、光棍、单身老人甚至未成年人。中国农民尤其是妇女的自杀率之高足以让世人瞠目，那只是学者们研究的素材，新闻报道似乎聊聊。
对此，我非常理解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一颗大树倒了，整个森林都会发出响声。一株小草死了，却悄无声息。在我生活的村里就有好几个女人倒下，留下的只是短暂的谈资。
尽管自杀是不好的行为，但自我懂事起，我就充分理解那些女人（男人）的选择。那实在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在她（他）们的逻辑里，永远找不到幸福。所以，当世人因为离婚率上升而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总比过去好。无论如何，一个可以离婚、有条件离婚的社会总比无法离婚的社会强。在中国历史上，离婚率低的时代和耻辱的时代似乎一直是重合的。道德上的“正人君子”、生活中的和事佬以及法院里的那帮遇到离婚案总是力图调解的法律工作者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婚姻给那个最弱势群体的束缚和创伤，或者即便了解也要视而不见。不幸的是，婚姻只是无数致人于死地的因素之一。
在我熟悉的自杀者中，至少有两人是非常睿智的。他们对生活的领悟和书本里的哲学家一样高深。其中有一个是大家公认的有才华的人。当然他们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也许，不那么体面的离开（自杀对家庭无论如何都是耻辱）远比屈辱痛苦或者单调无聊地活着要好。也许要感谢科技的进步，可以让那些人在离开的时候体面些。传统的井里有水，树上有绳的方式好像越来越少。
脑中浮起往日的一幕，父亲的一个好友说自己脾气急，将来恐怕也是要喝老鼠药的。旁边马上有人说，现在国家不让出那种便宜而且很厉害的老鼠药了，到时候你能不能买得着还是一个问题。父亲的好友说，国家真坏，死都不让人家好好死……。自然还有人说，国家真坏，造这样的东西出来害人。接下来又是一阵议论，我都忘了这个黑色幽默是怎么结尾的。
如果说农民尤其是自杀的农民是愚昧的，那么加剧这种悲剧的外来者要么更加愚昧、要么极端损人利己。
不是谁一个人想离开村庄。即使那些不想离开村庄的老人，也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当然是往好地方去而不是自杀）。在社会资源自上而下分配的时候，留给村庄的人的选择只有离开。于是，按照一个农民的话说，可以离开村庄就得离开；可以离开这个地区就得离开这个地区；可以离开这个省就得离开这个省；可以出国就得赶快走人。当然隐含的逻辑是人往“高处”走。
人天生就怀念故土，不是谁希望离开自己的家。离家永远是悲剧，但是是谁在制造悲剧？
对于某些离乡者而言，他们要承受两个断裂的世界所带来的痛苦。社会天生就要有人承担责任，尽管把某些责任推向特定的一部分人未必公平。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怎样向命运低头。
就留守者而言，尽管人们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但是如果往农村一走，发现那实实在在是一个颓废的最佳例证。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那里不是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而是鞭炮、争吵、打骂和此起彼伏的哭声。那里实在看不到任何生气，宛如一潭即将干枯的水。那里从来就没有和谐，将来也不会有——如果她继续存在的话。
也许，一波接一波的“化”将会把村庄冲垮。于是，学者们就会撰写文章和专著，说那是现代化的骄人成果。当然，也会有人叹息村庄的消亡。肯定会有诗人怀古，如果那时世上还有诗人的话。于是，田园的、牧歌式的生活（那从来都是一个谎言）变成一个古老的梦。
胡祥雨2004年底于明尼苏达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