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见：
http://www.tiexue.net/bbs/dispbbs.aspx?boardid=58&id=603241作者：吴秀夫
一、《青年近卫军》 1922年四月，共青团诗人、政工人员阿历山大?别泽勉斯基被招到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委员会托他写一首歌。其实，别泽勉斯基早就想写首新歌，可是共青团还没有自己的作曲家。他建议采用现成的曲调来填词——那是由几位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外国同志所唱的一首歌曲曲调。
这个曲调的起首句原是奥地利梯罗尔省的民间小曲，流传已有二百多年了。海顿的G大调交响曲、莫扎特的E大调嬉游曲和歌剧《魔笛》的终曲、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都采用过这一曲调。
给别泽勉斯基的限期是三周。但年轻的诗人一下子来了灵感——他从团中央书记办公室出来，走两层楼梯回到共青团的集体宿舍只不过一刻钟，他就写出第一段歌词：“向前去迎接黎明，同志们，去斗争！……”到深夜3点，四段歌词全部完成。又过了半小时，团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被别泽勉斯基的电话叫了起来听这首新歌。大家听了不光是喜欢，而且觉得它一字一句都令人热血沸腾，于是大家立即分头把歌词复写了许多份。到了早晨，越来越多的被吵醒的人都在唱这首歌曲了。
《青年近卫军》很快就流传开了。1922年10月在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整个大厅都齐声高唱这首似乎早已熟悉的心爱的歌曲。1923年由作曲家舒尔根改编的《青年近卫军》第一次出版。这以后，无论是游行集会，或者在学校晚会上和野营篝火旁，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卫国战争时期，顿巴斯矿区克拉斯诺顿的一群青年就以《青年近卫军》来命名他们的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他们在监狱里，在刑场上都高唱这首鼓舞人心的歌曲。这些情景，我们可以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读到。
这首歌早在1926年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来，第一个翻译这首歌的是瞿秋白，他当时译为《少年先锋队》或《少共国际师》，刊载于当时的中国青年社出版的《革命歌集》上。
二、《卡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恐怕没有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更熟悉更喜欢这支叫做《卡秋莎》的歌曲了。这支曲调优雅的苏联歌曲自诞生之后立刻传遍了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甚至包括敌人在内。
1938年，莫斯科著名文学家芮宁准备办一本杂志，他把作曲家玛?布朗介尔和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邀请到编辑部，希望他们为创刊号写一首歌。
离开编辑部，在归途的汽车上，作曲家对诗人说，他当时在领导一支爵士乐队，他需要一首可供乐队演出的歌曲。伊萨克夫斯基想起了不久前才写下的八行诗，于是当场写下来交给了布朗介尔。歌词所表现的诗情、纯真和音韵美一下子打动了作曲家。歌曲很快就谱成了。乐队指挥维?克努舍维茨基也十分喜爱这首歌，连连催促要其余几段歌词，布朗介尔只好去了一趟雅尔塔。他在疗养地找到伊萨克夫斯基，把他那一大张写满诗句的草稿要了来，从中选出八行诗，这就是现在的《卡秋莎》。
歌曲的首次演出在联盟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员们不得不重唱了三遍。于是，这首歌很快就在全苏流传开来。一开始人们把它当民歌来唱，往往自行填上各式各样的词。歌曲后来还流传到国外。二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把它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为一首叫做《风在呼啸》的战歌；在保加利亚，游击队有时用它作为口令；在法国和美国，也填上其它内容来演唱。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军队第一次使用了一种新型的火箭炮，给了德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苏联士兵给这种火箭炮起名为“卡秋莎”。
伊萨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晚报》上谈到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卫国战争期间，一天傍晚，战场上一片沉寂，苏军战士突然听到对面不远处敌人的战壕里传来一阵《卡秋莎》的歌声，而且，这支歌曲居然放了一遍又一遍。苏军战士愤怒了：“怎能让肮脏的法西斯侮辱我们的《卡秋莎》？”于是，战士们出其不意地冲入敌人的战壕，夺回了那张唱片和唱机。
布朗介尔曾谈到：“无论我到那个国家，人们必定把我作为《卡秋莎》的作者来介绍。我的朋友不管从多遥远的地方来，必定向我讲起有关《卡秋莎》的故事。我毫不掩饰，这使我很快乐，但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议论《卡秋莎》，好象我其它歌曲根本不存在。不过真正使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卡秋莎所发生一事。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也不是在佛罗伦萨，也不是在东京，而是在莫斯科。我们乘车到郊外去。突然，沿公路走来迎亲的队伍，现代农民的结婚典礼！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彩烈，又唱又跳。他们唱的正是《卡秋莎》，那样清晰，那样委婉动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请想想，现在村里人们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最大的奖赏、最高的奖赏。”
在伊萨柯夫斯基的家乡乌格拉河畔出现了一座《卡秋莎》纪念馆，那是当地人民出钱出力修建起来的。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在一块平地上用整段圆木搭起一座类似俄罗斯传统木屋的象征性建筑，木屋里陈列着各种回忆文章，《卡秋莎》的各种语言的歌词、唱片以及有关这首歌的剪报，还有响着《卡秋莎》旋律的电铃。屋子左边放置了一块球型巨石，石上嵌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卡秋莎》的头两行诗句。平地的一边还竖起一段形状奇特的松树杆，样子酷似竖琴，象征着音乐和歌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首歌曲而建立的纪念馆。
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再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歌曲了。以前有个高中文凭就可算是个文化人，而现在，我觉得满大街挤来挤去的都是学士、硕士、博士和MBA。但是现代的人们宁愿花很多钱到演出厅里，看一些不男不女、阴阳怪气的人穿着女人内衣，唱着病句，满舞台小丑般的跳来跳去，我真不知这时代到底是更有文化了还是更没文化了。
曲作家玛特维?伊萨柯维奇?布朗介尔（1903—1990）。苏联人民艺术家（1944），苏联国家文艺奖（1946）获得者。他生于乌克兰波切普市一个手艺人的家庭。14岁那年莫斯科爱乐学校学习，17岁在玛斯特福尔剧院主持音乐部。30年代以《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一举成名。代表作有《再见吧，城市和乡村》、《等着我》、《在巴尔干的繁星下》和《太阳落山》等；而《卡秋莎》一曲使他获得全民声誉。布朗介尔歌曲的特点是抒情、真挚、纯朴，反映了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体现了苏联年轻人的精神风貌和他们高尚的意向与追求。
三、《搭枪卡之歌》 搭枪卡是一种架有重机枪的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由于它机动性强，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这首歌的词作者米?鲁杰尔曼（1905-）在少年时代曾亲眼看到过红军与白军的殊死战斗，看到过这种搭枪卡风驰电掣的扑向敌阵的壮烈情景。
1937 年夏，作曲家冈?李斯托夫从一本诗集中读到鲁杰尔曼的这首诗，这立即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不加修改几乎是一口气地就为这首诗谱上了曲。1937年12月18 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厅里，由苏军红旗歌舞团首次演唱它。在听众的热烈要求下，红旗歌舞团不得不连唱了三次。此后，歌曲传遍了全国。
二战期间，搭枪卡这种武器早已被淘汰，但歌曲却仍在战场上传唱，鼓舞着战士们的战斗热情。在节日的游行行列中，体育界的队伍就是在《搭枪卡之歌》音乐的伴奏下通过红场。
冈斯丹津?雅柯夫列维奇?李斯托夫（1900-1983）。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1973）。他生于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毕业于察里津市音乐中学， 1918-1919年参加红军。1922年毕业于萨拉托夫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作曲系。卫国战争时期以海军少校身份在海军总政治部任音乐顾问。其成名作为《搭枪卡之歌》，但使他获得全民声誉的是《窑洞里》。
四、《快乐的人们》“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谁永远跟它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
这段神采飞扬的诗句是电影插曲《快乐的人们》中的歌词。
1934 年，著名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1903-）正筹拍影片《快乐的人们》，这是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因为是音乐片，音乐在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影片的主要支柱之一。导演格?亚历山大罗夫深知这一点，于是到处物色一位能谱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音乐作曲家。影片的主要演员列?乌焦索夫（1895- 1982）建议导演聆听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音乐。
乌焦索夫是苏联第一代爵士乐队的领导人兼爵士歌手，他于 1929年结识了列宁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杜纳耶夫斯基，杜纳耶夫斯基曾为他的爵士乐队写过不少音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乌焦索夫相信自己的推荐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安排了格?亚历山大罗夫和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为他们以后多年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罗夫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立刻感到这正是他所寻求的作曲家。
主题歌的音乐写出来了，但是没有歌词。《共青团真理报》为了协助这部音乐喜剧片的诞生，决定在报上为这首曲子征集歌词。应征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些名家，但导演和作曲家都觉得不满意。他们希望歌词能鲜明地表现出当代人和影片主要观众 ——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来了瓦?列别杰夫-库马契，他写出了：“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动”这样焕发着青春热情的诗句，一下子打动了导演和作曲家。
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1898-1949）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意的形式。他那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当中有着巨大的鼓动力量。如“谁要是跟着它一路前进，谁就永远也不会灭亡。”（《快乐的人们》），“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祖国进行曲》）， “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快乐的风》）。列别杰夫-库马契的诗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人后来一直合作，一直到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去世。
1934年12月25日，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正式上映，不到几天，几乎全苏联都在唱这支热情奔放的歌。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高唱这首歌走过红场。11月，莫斯科召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全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这支歌，场内的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快乐的人们》标志着杜纳耶夫斯基创作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伊萨克?奥西波维奇?杜纳耶夫斯基（1900-1955），生于波尔塔瓦州一个公务员的家庭。1919年毕业于哈尔柯夫音乐学院小提琴系和作曲系。从20 年代至50年代，他写了不少轻歌剧。从1932年开始，杜纳耶夫斯基开始转向电影音乐创作。1934年他为电影《快乐的人们》创作的主题音乐在当时几乎人人会唱；1936年《大马戏团》里的终曲《祖国进行曲》几乎成了苏联的第二国歌。杜纳耶夫斯基为电影创作的插曲总是立刻风靡全国。
战争时期，他主要带领铁路员工合唱团在前线和后方巡回演出，歌曲创作中断了一个时期。在为数不多的创作歌曲里，《我的莫斯科》是最出色的一首。战后，他又开始了歌曲的创作。
杜纳耶夫斯基对音乐有极其敏锐的感觉，他能创作出明朗、优美的旋律，他的歌曲充满了快乐、爱情、青春、健康和力量。杜纳耶夫斯基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歌曲创作体系，把普通、平凡的歌曲提高到真正的艺术水平。他曾经说，“我是用严肃的手法来创作‘轻松’的作品”。 杜纳耶夫斯基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亦有其不可低估的贡献。
五、《祖国进行曲》 《祖国进行曲》是苏联电影《大马戏团》中的插曲。这支曲子若是光看它的名字未必会有多少人知道，但一旦奏出它的旋律，可能人人都会觉得它很熟悉。六、七十年代，苏联对华广播的电台乐音呼号用的就是这支歌曲的第一乐句（好象还用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936年，当《大马戏团》基本完成后，大家总觉得最后缺少一首有份量的压轴歌曲，这首歌曲必须能表达影片的主题思想，表达苏联人民对自己祖国的自豪。
任务最后落在了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身上。他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足足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一稿又一稿，共写了36稿才最后写成。杜纳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祖国进行曲》是先写出曲谱，而后由列别杰夫-库马契填上词的。音乐最初是悠长宽广、慢节奏的，后来服从影片的需要改为进行曲式。我坐在钢琴前，左右是亚历山大罗夫（电影导演）和列别杰夫-库马契。旋律出现后，大家同声高唱，欢庆成功。列别杰夫-库马契被音乐所触发，立即写出副歌的歌词，开头一句是‘我们祖国美好’。我对他说，音乐的宽广气息要求的不是‘美好’，而是‘辽阔’。大家就这样定稿了。”
请注意杜纳耶夫斯基说的所谓“辽阔”一词，他的感觉是相当到位的，这也说明了他的确无愧于他后来得到的红旗勋章。大凡一些优秀的大民族——如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在其艺术、审美趣味或其它方面，总是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君临天下、气势恢宏的大家之气。而一些小民族，则常常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一股寒酸气来。以日本为例。我承认它的电器和轿车造的美伦美焕、精巧无比，它的绘画、工艺品，它的所谓的插花艺术、茶道、庭院装饰、音乐、诗歌等等，等等，都是如此。不过，这里也明显地带着一股子小里小气的小家子气。再如，芭蕾舞出自法国宫廷，演员们个个昂首挺胸，舞蹈动作大开大合，背景音乐无不华丽流畅，带着一股帝王家傲视天下的豪气。而日本的歌舞伎，你看看呐，一个个形象猥琐，胳膊、腿儿都伸不直，人站在那儿老半天才动一下，它那唱腔还是念白什么的，也是慢吞吞的。不用太高的鉴赏力，明白人一眼便可看出，这个民族在心底里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日本幸亏早年从中国学去不少东西，我们从它的建筑中还能找到一点点汉唐遗风，为这个几乎一无是处、毫无创造力的民族增加了一丝丝光彩。其实，我们从艺术上可以很容易地判出不同民族的高低优劣。从总体而言，日本只有技艺和技术而没有艺术。他们还没出过世界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除了能生产一些廉价电器之外对世界和人类的进步简直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有什么可以豪视天下的资本。当然，日本受苏美大搞冷战之惠，在经济上比较发达，在劣等民族中算得上是皎皎者。但是，再优秀的劣等民族也还是劣等民族，正如完美的苍蝇仍然是苍蝇一样。相比之下，中国有点象是只病老虎，可是病老虎即使不发威，我们也不能管它叫病猫。
《大马戏团》公映正逢苏联公布第二部宪法，因此，《祖国进行曲》正好反映了苏联人民当时的欢乐和自豪的心情。5月25日，影片首映的当天晚上，电台就播放了这首歌曲。影片的拷贝还没有送到偏远的山区，山里的人们就已经通过广播学会了这首歌。
卫国战争结束后，这首歌曲的速度在群众演唱处理中放慢了，变得比较平静，唱得不象是进行曲了，潜藏在音乐中的抒情性显露了出来。
此歌一向被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在苏联，这首歌几乎就是第二国歌，而且它也很具有世界性的影响。1936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鉴于发展电影艺术中的贡献以及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财富的苏联歌曲”，特授予杜纳耶夫斯基和别列杰夫-库马契以劳动红旗勋章。
六、《红莓花儿开》 1950年1月，全苏联广泛庆祝歌曲大师伊?杜纳耶夫斯基50寿辰。一个月后，全国上映了杜纳耶夫斯基为之配乐的新影片《幸福的生活》。影片音乐荣获斯大林文艺奖，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洛维伐里国际电影节上又获得音乐奖。影片中最成功的插曲有四首：《红莓花儿开》、《丰收之歌》、《从前是这样》和《歌唱幸福》。其中略带伤感和期待的插曲《从前是这样》在两个星期内就成为全民传唱的歌曲。
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首歌获得1959年列宁文艺奖金，它也是一代中国人所喜欢的苏联歌曲之一。
这首歌曲最初是1956年上映的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中四首插曲之一，在当时反响并不大。后来在电台里播放，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年，1957年7月底，莫斯科举行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首歌夺得歌曲创作比赛的最高奖——金质奖章，于是它被各国青年带到世界各地，被译成多种语言到处传唱。
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一等奖的获得者美国青年钢琴家范?克来本在告别音乐会上弹起了这支音乐的钢琴改编曲。法国著名作曲家兼歌手弗郎西斯?雷马克把这首歌另填上法语歌词，取名为《春天的铃兰》，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唱。
曲作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始终认为，歌曲复杂或是简单，是并不重要的，终究不是因为这点才受人喜爱。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就会受人欢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以广泛流传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曲作家瓦西里? 巴甫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907－1979），列宁文艺奖（1959）、苏联人民艺术家（1967）和苏联国家文艺奖（1943、1947）获得者。他生于彼得堡一个扫园子的工人之家。1929——1931年就学于列宁格勒中央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毕业于音乐学院作曲系。使他荣获全民声誉的是卫国战争期间的《海港之夜》，而他最光辉的作品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1956）和《如果是全球年轻人》（1957），这两首歌传遍了全世界。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早期的作品真挚、纯朴，战时则略带忧伤，战后又转向开朗、乐观和幽默；60年代后显得深沉、成熟而感情细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