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员》杂志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对我的触动比较大，觉得自己光是学了课堂的内容，却没有关心过更多的东西。在招聘大战即将开始之际，将此文转载至此与大家共赏。也希望对文章内容有感触或者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都来发表自己的感想。
中国软件地理
节选自《程序员》杂志（有删改）
软件业崛起两大集团军
中国国内的软件产业，根据规模与发达程度，目前确实形成了两大集团军的群体趋势，第一集团以北京、上海、珠三角（广州、深圳、珠海）为代表，经济发达、软件企业聚集密度较高，实力较强。而第二集团，以重点城市或二级城市为代表，以行业或某一领域带动整体软件业。相比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稍低，但是比中国其它省市，仍然处于软件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代表性地市如大连、西安、杭州、武汉、成都等。
三方争霸的第一集团军
1.信息化的北京
北京是软件业综合实力第一，无论是从约占全国22.6％的软件产业营收比例数目上，还是从占据国内20％左右的，全国认定的2300家软件企业数，以及占据中国海关出口总额39％的出口量，都无法再为这个中国的首都成为软件业较为发达的地方而更添一笔。
信息之外，由北京市政府推动的开源软件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再在成为亚洲开源软件研发的推广的重点城市。在相继与各大IT公司成立合作关系后，中、日、韩三国Linux联盟在北京成立，2005年又进一步将Linux联盟发展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2.遵守规则的上海
2001年10月，上海微软亚洲技术中心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中心，又其业绩效率和人才的综合实力与学习能力打动了全球第一的软件人才——比尔•盖茨。从这个时候开始，上海就已经迈入与国际软件业互动的位置，此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设点、培训、研发三步骤，在上海设立软件阵地。
也就是从2001年刊，上海软件业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准在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除外包外，上海的中间件、工具软件形成一定的优势。应用软件以传统的管理类软件居多，行业管理软件占据了全国31％的第一位置。浦东软件园、张江高科技等各级软件产业基地则聚集了上海市60％以上的软件企业。
3.互为关联的珠三角
整个广东省或珠三角的软件业，以深圳和广州为代表，其中尤以深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深圳这个新兴的城市，历来以制造业发达而闻名国内，因此很自然成为目前嵌入式软件最为集中的地区，相关汽车、数码、通讯。电子等高端嵌入式产品占据市场，且取得了一定的规模和效果。
此外，珠三角的软件产业基地较有特色，其中广州天河软件园和珠江软件园最有代表性。该园于1999年成立，目前广州市认定的75％左右的软件企业都落户于此。而深圳通过CMM5经以上的企业4家，4级以上4家，具有相当的产业规模。
异军突起的第二集团军
1. 杭州：做实实在在的企业信息化
杭州市有29家软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12家企业入围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最大规模前100名，全市有14家上市企业，整体实力较强。
同比而言，整个浙江省的电子政务在全国都是走得比较靠前。网上办公的使用率非常高，政府也投入更多的成本和力量来盖住软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产业氛围。其次，浙江省的民企信息化进程走得很快很踏实，民企的ERP/CRM都注重实效，不像很多国企那样走过场做形式。这种注重实效的整体氛围对于企业和个人提高技术都很有帮助。
和杭州一贯的经商意识相匹配——但求利，不求名--的经营方式与北京、上海有些企业喜欢鼓吹概念远景，特别是掺杂着政绩工程，而并不真正从实用出发的区别甚大。在这种气候下，杭州最多的公司是做系统集成的。此为，杭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软件公司的核心一定和浙大有某种关系。
2.大连：形成完整的外包产业链
大连是一个旅游城市，再加上地理上的优势，外包成为了软件业的最大特色。大连450家软件企业，其中33％从事外包业务。
除了外包业务本身外，大连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有体系的、以外包为核心的软件生态链。首先，在大连落户了很多软件生产企业，如GE（通用电器）、索尼、松下、爱立信、诺基亚等。这些企业在大连直接将产品外包给大连本地的外包企业。一方面节省了沟通成本与交流成本；另一方面，外包的软件公司能够很快地响应企业业务发展的需求。
其次，外包企业造就了技术咨询业。外包软件企业需要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整体解决方案。单凭自身的技术实力是不够的。大型软件公司看到这个市场的潜力，从而进驻大连，形成另一条产业链。
第三，大连的软件项目主要是对日外包，由于日本客户的硬性要求，以及大连软件企业不失为数量的激增和对人才的要求，造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日语学习气氛。除了软件技能方面的培训外，大连的日语培训市场当属全国之首。
但是，繁华的外包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大连绝大多数的对日外包项目，都属于二次甚至三次外包。国内软件公司所做的工作就是最简单的编码，对于技术的创新、团队的创造力是一个很大的制约，这对大连的长期发展不利。
3.西安：第三个黄埔军校
西安最大的特色在于拥有像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人才与科研优势，其拥有的高校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三；此外，西安民办院校也具有相当的规模。2004年陕西省有近300项软件产品取得著作权证书，是全国拥有自主产权软件产品较多的省份。做得较好的软件企业也多以高校背景为资源，具有相当的技术创新与科研实力。
4.成都：寻求新模式
成都的软件企业大都是本土四川开办的。由于成都的生活比较安逸，很少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城市。再加上成都的高校较多，形成了一定的人才基础优势，这种优势一直都推动着成都的软件发展而不至于落后过多。
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软件业的高速发展，成都的人才及地理优势，使得很多外地企业将分支机构部署到成都，这都给成都的企业带来了更多竞争，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更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小作坊式的本地软件公司管理模式承受着变化和冲击，于是，更适合成都的发展模式也在不断的出现。软件外包就给成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成都运作的低成本，人才的基础优势，都适应了软件外包的需求。从2001年开始，成都的企业开始承接其它地区过来的外包项目。2004年开始，很多欧美的企业也开始把外包的目标投向西部成都。
软件地理折射产业格局
1.软件出口四大基地：
北京、上海、珠三角、大连。
据IDC最近的市场调查统计，全球外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从中国目前的软件出口额以及从事软件出口的企业两方面来看，对日出口仍占据主导地位。约为60％。
软件出口包括四个类型：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出口、嵌入式软件出口、软件外包服务以及全球业务流程外包（BPO）。国内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中国软件出口的地区中，北京占据38％，上海为19％，广东为18％，辽宁为12％，其它地区合计13％；显然，北京、上海、广东和辽宁这四个地区，占据着中国软件出口的大璧江山。
四个软件出口基地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⑴地理和经济发达程度。大连的地理因素以及对日的渊源关系，成为日本外包的第一联系地。北京、上海以其信息后经济发达特性，吸引着国外的软件项目进入中国。
⑵打造了软件产业的完整生态链。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吸引了跨国企业及研发力量，打造了软件出口的骨干企业，具备人才、企业以及政策的优势，形成群体优势。
⑶地方政府对软件外包的支持，各种优惠措施，吸引着两方企业从事软件外包。
2.嵌入式软件三大基地：
珠三角、杭州、青岛
2004年，国内嵌入式软件发展非常迅速，系统总产值达到600亿元。在通讯、工业控制以及消费电子等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其中，珠三角、杭州、青岛为代表，形成了三大嵌入式软件基地，仅这三个地区，就占据着国内嵌入式市场份额的64％。
珠三角主要以通信和消费电子类应用为主。国外数码产业发展速度快，普及程度高，市场空间更大。从2002年开始，国内的数码业起步，但立刻迅速发展壮大，2003年更是呈现出井喷之势。国内市场面临数码风暴的席卷，而这场风暴最先登陆的地方就是深圳。深圳的经济发展状况很好，特别是电子类产品研发和硬件加工制造很发达，信息与世界同步，数码、通讯类产业的高速发展为通用软件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同时，深圳汇集了各种人才，既有注重知识产权的消费者、占有的管理人员、出色的技术人才、精明的投资商，还有很多的电子类、数码类以及通信类的、在深圳寻找合作机会的厂商。由此，公司最终；选择了深圳作为国内战略计划的司令部，还可以同时兼顾国内外市场以及方便与合作伙伴的交流沟通。其次，深圳的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周边软件产品的需求也比其它城市来得更强烈，这对数码/通信类的软件企业发展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杭州信息化与传统产业日益结合，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家电、通信产业及工业控制等众多领域，嵌入式软件收入占纯软件产品的比例不断提高，还有智能卡、公交卡、一卡通等产品随着智能技术水平与产品智能化应用的提高，增长很大。占据很大份额的青岛嵌入式产品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海尔、海信等电子产品制造中的嵌入式产品销售，在此不再多说了。
3.游戏开发四足鼎立：
上海、北京、成都、珠三角
随着网络游戏的巨大冲击，游戏开发在中国也蔚然兴起。目前国内研发基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以及珠江三角洲，四足鼎立的格局逐渐形成。
作为装货与信息中心，北京一直具备设置游戏开发基地的优势，政府的支持与扶持让游戏公司以此落地生根。从盛大运营《传奇》以来，越来越多的游戏运营和开发商向上海迁移。盛大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李黎君说,“游戏公司从一开始就有在上海聚焦的趋势，国内80％以上的游戏企业都选择落户上海或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方面借助上海在支持互动娱乐产业发展方面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所汇集的大量软件人才，也对游戏公司产生了吸引力。
成都掌握老牌的游戏雁基地，至今仍然是国内游戏开发商最为垂青的城市之一。2004年，成都正式建立数字娱乐软件园，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戏软件企业入驻。包括微软Xbox、Intel和金山亚丁工作室的游戏开发团队都选择了成都数字娱乐软件园。在软件园区，游戏开发商的密度非常高，有时甚至在一栋写字楼高达28家游戏软件公司。
珠三角地区的政策，无论从游戏软件公司建立研发基地的土地优惠，还是到开发人才的个人税收优惠，都非常到位，吸引了网易、腾迅等国内比较知名的游戏开发商在此建立自己的游戏研发基地。
软件人潮的地理择业
--人才流动在各大城市间展开竞争
有开发人员讲，做软件开发和所在地区其实没太大关系，因为在技术上和感受上都一样，但将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在哪里做，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不同，外部的环境差异太大。
从最近一个月51Job网站的招聘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五地对于软件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其它城市，但同时，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软件人才供给数量去也明星高于国内其它地区，甚至北京某外企的应招聘比例高达250：1，严重供大于求。
北京适合学习，广州适合创业
广州某软件公司副总经理 罗加久
城市与城市都是一样的钢筋和水泥，不同的是人文环境。广州就是一个大的镇。广州的软件开发水平与北京相比相差两三年。在北京非常多的红红火火的各类培训和IT沟通，在广州就非常少见。在北京，设计模式天天讲天天念，而广州的开发人员还在萌芽状态。
我的感觉是北京适合学习，广州适合创业。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广州 的创业成本低。150元在广州棠下（离天河软件园很近）就可以租一个单间，而在北京三百元却只能租一张床位。此外，广州有许多企业在这儿办厂和驻扎，所以较容易找到企业客户群，适合创业。
从企业角度讲，华南业界的成本低，容易低水平起步是个优势。但同样，眼光的局限性和交流的渠道不畅，使得华南业界整体提升不足，大部分是小公司，坚持过几年往往就会倒掉，能成长为大型公司的较少。广州的丁磊在创业之初受惠于张静君，通过互联网做了起来。深圳有个腾迅，也做了起来。但提到华南，除了丁磊的网易、马化腾的腾迅，还有做管理软件的金蝶和速达外，华南其他的IT公司并无多大知名度。与北京和上海的各类公司整体蓬蓬勃勃发展相比，华南业界还比较欠缺整体成长。这也许跟广州企业比较务实和低调有关。比如以前的腾迅，不论互联网低潮高潮与否，都在坚持默默无闻做即时通讯，实在是很难得的。但是过于务实，实质是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
作为软件开发人员来讲，广州工资并不高，而且大型企业不多，并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城市。我认识 的许多1973年转1978年出生的人，应该算是软件业的前辈了吧，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k到7k的，感觉上与毕业两三年的人差别不大，实在是让他们非常失望乃至绝望。而且，相当多的人才集中在广州，造成了广州的就业工资比深圳，甚至比东莞还要低些。我经常笑称在东莞工作可以获得“野外津贴”，工资反而比广州高一点。
与大连的是是非非
支持中心技术经理 孙泽俊
大连软件公司的办公环境一流，女性程序员比例少。出来她的美丽之外，软件外包就是她的第二张名片，在全国范围内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大连的外包质量非常好，东软、华信、海辉代表着国内对日、欧美的最高标准。
在外包中，我学习到几点：第一，日企的详细设计做的极其完备，而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Excel、Word）做的。你可能想象不到：日本外包的详细设计说明书中，用Excel画出了界面布局，也用Excel说明数据库设计。日本的外包文档，最多的是Office，而从来没有见过Rose、Case或者Erwin这类数据库建模工具的文档或者其他类型的文档。第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精神最让中国程序员震撼。第三，日本人不用盗版软件，非常自觉。对日外表还造成了日语学习的热潮。此外，大连的工资水平比不上北京和上海，但外企稍微好些。
大连的软件业正在高速变化中，随着大量外企的进入，新技术，新管理思想，必然使大连的软件业飞速发展。但除了东软外，很多公司都轻研发 ，重项目。大连很少有做产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产业发展首先要谋求经济发展，而后谋求拘束独立，如果我们总是做编码，而不上升到设计层面，那最多也竟是二流企业。
不过，无论如何，大连的美丽，就足够你爱上它了！
大连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差沙（网名）
大连软件公司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外企在大连的子公司，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些总公司的项目，另一种是专门接包做的本地公司。比较来说，像SAP、松下、IBM、之类的外企门槛较高，而本地东软、华信等外包为主的公司，对本科生的编程技术要求不高，因为培训体系比较健全，入职以后公司安排的基础培训比较少，多数是对公司的技术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对外语的要求很高，出来日语培训外，经常看见员工拿着日语书苦读，公司还会安排不定期的外语水平考试，而且与工资挂钩。
大连高校的计算机教育比较偏重基础知识，而软件外包要求JAVA的居多，但学校的JAVA课程多数是选修课，这是比较脱节的。满天的J2EE招聘信息，令计算机的本科生欲哭无泪。大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留在大连的占多数，一方面是环境不错，占有地域和机会优势，找工作方便且风险小，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能力或信心不足吧。而更有自信者，中希望进入北京、上海等城市寻找机会。
昆明不是我的家
华为前技术员工 刘金雨
家在北京，昆明上的大学，毕业最早去了深圳。感觉深圳炒得很热，机会也很多，因此慕名而去。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情况自从深圳失去了特区待遇后开始下滑，在软件开发方面并不理想。后来，因为在昆明读书的缘故，对当地的环境、市场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有一些合作伙伴和客户关系都在昆明，因此我尝试在昆明创业，做企业项目。但后来的情况，以失望居多，所以一年后还是回了北京。
在不同的地区作开发，有很大的区别。
1.从创业做公司角度来讲，这是把双刃剑。相比深圳和北京，昆明市场有很大空白，竞争相对较小。对于一个基础不是很好的小公司，选择稍微宽松点的市场环境是比较适合的。但这同时也存在另一个问题：由于当地的物价指数比较低，做同样项目，报价也会很低。举个例子，北京可以谈到10万的项目，昆明却只能谈到1万左右。
2.从开发人员的角度来说，昆明不是很适合发展。，软件企业少，涉及到的项目基本上都是MIS系统。其次，当地开发人员的技能普遍不高，对于个人成长不利。第三，待遇无法跟大城市相比，昆明开发人员的待遇一般在1500-3000之间。
中国特色的软件地理的产生缘由
采访中，多位专家，当前的软件地理格局是经济、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力所决定，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软件地理。
首先，经济与信息化的发展，给了软件业一个较高的起点；另外，软件地理的形成，与中国政府的整治措施关系很大，政府的政策倾斜会给一个地区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此外，地区的历史积累、人才环境和产业、社会环境，也会对当地软件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经济文化地理是第一要素
第一梯队的形成是由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位置决定的。软件业发端于欧美，很多技术都是从国外引入，可这些外资和海归们通常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基本上和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相似，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龙头，各牵一方，呈发散状分布。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对软件技术和信息的宣传与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吸引了大批公司在此设立中国公司或研发中心。上海掌握国际化的经济中心，对人才和商业信息发展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众多外企和海归将此作为软件业的发展点。广州和深圳则因为历史和积累，作为沿海发达地区，自然是信息化的第一入口，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政府力量是中国软件地理格局产生的最直接因素
软件地理的整体格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力量，其次才是地区的优势。全国软件产业集中地，基本上都是以科技部1995年开始组建至今的29家软件园，国家计委与信产部2001年认定的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以及多家政府机构联系认定的6家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为整体布局。
以大连和沈阳为例，日企因为地理原因以及历史传统，与东三省有着很近的联系。大连一方面具备地理优势，再加上软件园区的政策倾斜，优美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科研与政要的见识，迅速跃起为东三省的一颗软件明星。而沈阳虽然身为省会，但在软件业的发展中却滞后很多。
西安、成都和武汉有共同点，都是省会城市，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拥有多所著名院校所积累的技术、人才与科研实力。对比郑州，同样为历史悠久的省会城市，甚至地处交通枢纽，但后者的软件业却落后更多，这就不是简单的地理元素所决定了。
中国软件产业地域布局的两条发展路线
对于软件地理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软件产业的地域特色将越来越明显，差异化越来越明显。同时，地域产业带之间的分工合作也越来越紧密，从而形成完整清晰的软件产业链。发达城市将继续成为软件行业的领头者，发挥着重要的国际对外。而第二经城市将在软件的研发、生产以及行业软件中有所作为，并出鲜明的特色。此外，有些二三级城市将成为外包项目的实际开发者。
青润认为，无论地域特色将引发职能继续分化。北京将成为信息中心，成为软件业技术咨询、顾问的培训企业与技术人员的集中地。上海以其外向型经济的浓厚商业气氛，逐渐成为海外外项目的大陆集散地，承担分包发包的管理的角色。南京、武汉、广州、深圳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人才优势，将成为国内厂商成长壮大阶段最好的驻留地，同时部分地承担外包项目的开发。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地将成为外包项目的实际开发承担者。
事实上，从中国软件产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符合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有助于充分发挥整体优势，把软件企业做大做强。
然而，如果政府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任由各地方政府画地为牢，各自为战，零散发展；那么一方面，各地方的格局差距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形成一大批依赖本地市场、本地产业的小型企业，很难长大。
目前的软件产业究竟会沿着哪条路线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在整个的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作用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已经越来越了解如何发展软件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普元软件董事长刘亚东说，政府对于软件产业的介入，应当是战略上加强，战士上削弱，既要有建立强大民族软件产业的规划和政策，又不能亲自介入，与民争利。如果政府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引导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软件地理格局的持续的良性变迁。
